那些年物质匮乏，没有文化生活，就连广播喇叭也很难听到。有人劳动休息时，找来小喇叭，接上电线，用竹竿挂在田间电杆的电话线上，播音时间能听到声音。县广播站每天早、午、晚三次播音，大队部安有一只小喇叭，能听到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》。开始曲《东方红》，结束曲《国际歌》，广播时间不能打电话。

二哥组装一台半导体收音机，在房后两棵大树间架一根长长的天线。没有差转台，只有晚上收到陕西台。一次偶然把天线接在一只三级管的接线柱上，十几个电台的节目同时播响。无法选台，声音忽大忽小，此起彼伏，呜哩哇啦，好不热闹。一天忽然蹦出：“莫斯科广播电台，现在开始广播！”我十分好奇，跑去给二哥报告。二哥厉声训斥：“赶快关掉！收听敌台被人告发，是要坐牢的！”就这台木质外壳收音机，在山区也是唯一的，它陪我们度过了几年寂寞的时光。

我自幼喜欢读书，但无书可读。读大哥高小时的课本，至今还记得大跃进兴修农田水利的诗歌：“天上没有玉皇，地上没有龙王。我就是玉皇，我就是龙王。喝令三山五岳开道：我来了！”边吃饭边看书，挨过多次批评。村里有个说书人，说的都是狐仙鬼怪、小姐员外。生产队会计讲的是《薛仁贵征西》、《瓦岗寨》。大队会计是团支部书记，文革前，县文化馆发给许多小人书，我好说歹说，一次只借给两、三本。软磨硬缠，把那一箱小人书看了个遍。有连环画《铁道游击队》、《黎明前的黑暗》、《水浒传》、有电影连环画《蚕花姑娘》、《秘密图纸》、《打击侵略者》。看到《青春之歌》卢嘉川牺牲，我流出热泪，感人的画面印在脑海。

看了许多小人书，我成了“红人”，小伙伴们成天缠着我讲故事。我要上山打柴、寻猪草，身边总是跟着三、五个人，故事讲了一个又一个，他们把柴火、猪草分给我，让我有时间看更多的书，讲更多的故事。

小时候最羡慕电影放映员，天天能看电影。文革前，山区每年还能演几场电影，有《夺印》、《槐树庄》、《云雾山中》、《突破乌江》、《长虹号起义》、《庵堂认母》等等。在学校或生产队院场栽杆挂上银幕，不到天黑就坐满了人。发电机一响，银幕出现“八一”厂标，观众就热烈鼓掌。放映反特片，特务刚一出场，放映员就用话筒解说：“这个人是个特务！”生怕山里人看不懂，剧情没有一点悬念。不过，最早放电影时，的确有人到音箱后边找说话的人;演战争片,有人还在银幕下边找子弹壳呢。

文革期间，山区再也看不上电影了。我们从县文化馆领来一台简易幻灯机和一些幻灯胶片。我和三哥借来大队汽灯，从大哥那里要钱买了煤油和石棉汽灯罩，兄弟俩抬上汽灯，提上煤油，到公社、学校和各生产队义务放映。挂上小银幕，烧好汽灯做幻灯机光源，三哥管换幻灯片，我负责解说。有《焦裕禄》、《张思德》、《白求恩》、《刘英俊》、《收租院》等内容。一场放映一个多小时，上百名观众还迟迟不肯离去。